江凌飞

　　警惕中美关系向敌性对抗滑落

　　自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种种事态显示，中国与外部关系的紧张程度明显增高，这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渡过了崛起起飞阶段，进入到崛起磨合阶段。对成长中的中国来说，这不是偶然出现的困境，而是国家崛起、民族振兴必然要跨越的门槛。此种局面才刚刚开始。今后五到十年，我国在国际安全上将面临复杂困境和更多挑战。

　　首先是国际总体安全环境恶化对我现代化转型造成不利局面。2011年国际社会释放出了强烈的动乱信号。一是全球持续恶化的经济危机与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动叠加发生；二是国际力量对比旧的平衡被打破；三是全球性的贫富两极分化加剧，中和层分化，政治极化导致对抗因素显著上升；四是西方国家陷入多重危机，并把危机转嫁到发展中地区；五是伊斯兰国家对社会现代性的诉求出现无序化状态，正在酿成地区规模级的持续动乱并严重外溢；六是全球普遍工业化进程推动海洋工业文明时代开启，基于物质资源利益的海上争夺与对抗凸起；七是地球生态持续恶化，自然危机正向社会危机演化；八是网络传媒的消极作用发酵，网络战争与核扩散危险双双升级，并列成为最现实的大规模杀伤性威胁；九是美国霸权稳定体系动摇，缺乏管理的国际权力真空地带增多；十是国际公共认知能力严重滞后，国际社会的理性稳定遭致扰乱与破坏。

　　2012年这种动乱的趋势仍在扩展和延续。未来五年，也是我国的“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面临重大转型和深度改革，转变发展方式(扩大内需等)与调整经济结构(产业升级等)两大任务同挤一座独木桥，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都显得急迫，而以往国际社会为我内政改革提供的总体趋缓和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却在逐步收紧。

　　第二，地缘战略重心东移、中美战略竞争加剧推高我和平发展的风险。冷战结束后，美国推行超越遏制战略。其基本路径是沿着整肃伊斯兰———挤压俄罗斯———重点对付崛起中国这个轨迹展开的。美国在亚太地区动作频频，从而加剧了双方的战略互疑和战略竞争倾向，使中美之间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景充满变数。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军事和战争行动与它的战略重点目标之间存有某种内在联系。冷战后每一个十年，美国与其要整治的对手之间都发生过直接或间接的战争冲突。再往前延伸来看，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推行其全球战略，也没有少打仗。

　　历史警示我们，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至亚太地区的大背景下，美中之间出现间接甚或直接军事冲突的前景是不能排除的。如果走到这一步，也就是中美不能走出一条大国关系的新路，那么，我国总体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地区环境就将难以为继，中国的和平崛起道路就可能中途夭折。因此，防止中美关系向敌性对抗蜕变滑落，是当前和未来五年我国安全最大挑战和最重要课题。

　　经济低迷助长海洋争端

　　第三，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能源供给波动严重冲击中国经济走势。此轮世界经济危机自2007年年中爆发5年以来，西方国家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复苏，今年又呈现全面下行的趋势。西方社会5年来对危机的治理并未触及根本，导致危机的结构性经济失衡迄今未得到修复。而西方选举政治在大危机面前的表演又暴露了制度体制的弊端，左右翼政治力量为不同利益集团所绑架，互相推诿扯皮拆台，难以贯彻统一、有效和富有远见的危机治理政策。

　　而另一方面，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经济下行趋势“脱钩”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西方国家经济危机的外溢效应已严重波及拖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整个世界经济陷入长时段的发展低迷和停滞之中完全是可以预期的。

　　第四，海洋主权争端凸起给我睦邻安边形势带来重大变数。从2010年开始，中国周边海洋战略竞争不断升温，黄海、东海、南海形势同时趋紧，三海局势的联动效应增强。导致出现这种情势的原因有三个：从大的趋势看，海洋商业文明正让位于海洋工业文明，后者直接把海洋作为工场进行开发，与我相邻相向的濒海国家如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均相继进入工业化的高速成长阶段，急需通过加速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为其工业化找到新的增长点。从近期因素看，一些濒海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受到来自国内的巨大压力，遂将目光转向海洋经济或大肆炒作海洋争端，借此找到一条摆脱危机的出路。从我周边特殊的环境因素看，美国的背后支持在中国当前的海域争端中扮演了兴风作浪的角色，加上我国海洋方向上的地缘战略态势原本就先天不利，近海海域处于多层岛屿链的封锁之下，环伺的海洋邻国众多，且都与我存有海洋权益争执，在海洋博弈的现实态势上，我们又不占优势，致使海上争端的刚性很强，相互妥协的余地较小，加之又有复杂的大国背景搅局和国内民意助推，争执纠结的化解难度很大，形成对抗和演化为武装冲突的几率较高。

　　西方新干涉主义有借民主化扩大的趋势

　　第五，民主化诉求与新干涉主义交集危及我国内政治稳定。2011年爆发的西亚北非事变正在整个大中东地区扩大蔓延。这次事变凸显了西方干涉主义的新发展：在“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之上又打出了支持民主变革、推翻独裁暴政的旗帜，并以地区多数国家的意愿为标榜，大力营造干涉的合法性身份；在行动策略上实行外战与内战相结合，利用目标国的内部矛盾扩大事态。西亚北非国家民主变革的内生诉求与西方新干涉主义的交集，在全球治理的旗帜下，具有在世界其他地区复制的传导性。新兴国家由于自身转型矛盾被全球性抗争风潮传染，其维稳压力上升。

　　进入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多发、高发的趋势有增无减。不排除在特定情况下，西方国家利用我国社会面临转型、内政深化改革、利益发生调整之际，借机挑动社会矛盾和纷争，施以新干涉主义介入，破坏我国政治稳定局面，以此牵制我快速发展势头。

　　此外，自然生态持续恶化在我国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比重将进一步上升。中国前期的发展模式，并未完全避免以自然生态破坏性损毁为代价的增长。这种模式已不具有可持续性。未来5—10年它的负效应将在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全面浮现，将出现极端天气、空气污染、旱灾与洪灾交替肆虐以及大面积疾病流行四大生态危机。我们不可低估未来自然生态对民生安全威胁日益增大的严重性，更不可对自然灾难催生社会危机，甚至危及国家安全稳定掉以轻心。▲(作者是国防政策研究中心、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